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初建于距今4300年前后，沿用至距今3800年前后，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部分石砌城垣构成，是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史前石构城址，也是公元前第三千纪后半叶欧亚大陆东部最耀眼的区域政治中心。遗址自2012年系统考古发掘以来，出土了大量玉器、陶器、骨器、石雕石刻、绿松石等珍贵文物，先后获得“2011年至2012年世界年度十大重要田野考古发现”“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等国内外殊荣。2006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2年列入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2024年12月成功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文明探源：石峁在多元一体格局中的时空坐标
石峁遗址不仅以其宏大的建筑规模震撼世界，更以其复杂的社会结构、发达的生业经济、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广泛的跨区域交流，确立了其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石峁城是东亚地区早期城市的杰出范例。石峁城存续于距今4300年至3800年前，城内面积超400万平方米，城墙及大型建筑均系石砌。采用了“三重城垣”的空间布局，由内而外依次为宫城（皇城台）、内城和外城，清晰地划分出不同的社会功能区和等级空间。皇城台是一座台城，底部面积约24万平方米，由十余阶逐层内收的石砌护墙环绕，总高度超过70米，宛如一座巨型平顶金字塔，气势恢宏。作为石峁城的绝对核心，皇城台是最高统治者居住、行政和举行重大祭祀礼仪的场所，其功能与后世的“宫城”一致。内城依山势而建，将宫城环抱其中，城内面积约210万平方米，城墙周长约10千米。外城将内城东南方向加以拓展，修建城墙，城内面积约190万平方米，城墙周长约6千米。内外城遍布居址和墓地，城墙上还设置了大量的防御设施，包括马面、角台、瓮城等。此外，石峁城外还建有樊庄子哨所类预警体系。如此巨城，需调动大量人力物力，表明石峁社会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公共权力和社会动员能力。
皇城台鸟瞰图
放眼世界，公元前第三千纪，世界上几个主要的文明摇篮区都出现了早期城市，如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与大河冲积平原地貌有所不同，石峁城修建在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依山就势，建造了宏伟的三重城垣和复杂的防御系统。这种因地制宜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理念，以及石峁社会在脆弱生态环境中发展出的农牧混合经济模式，为研究世界早期城市的多样性提供了颇为珍贵的样本。
石峁实证了早期国家形态下的远程交流。诸多考古发现表明，石峁并非文明孤岛，而是公元前第三千纪“中华文明相互作用圈”中最为活跃的核心节点之一。它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与周边乃至更远的地区进行着广泛而深入的文化交流与贸易往来，成为连接中原、西北、北方草原乃至欧亚大陆的重要枢纽。
在与中原地区的交流中，石峁与晋南的陶寺遗址关系最为密切。陶寺遗址年代与石峁基本同时，被认为是尧帝都城。考古实证表明，两者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层面存在着诸多相似。古基因组研究也证实，石峁人群与陶寺文化中晚期人群在遗传上高度相似，两者有着颇为紧密的血缘联系。在与西北地区的交流中，石峁与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关系尤为密切。齐家文化以发达的玉器和冶金术著称。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石峁遗址出土的玉器和各类工具遗存，在器型、材质等方面都与齐家文化呈现出高度相似性。在与北方草原及欧亚大陆的交流中，石峁同样扮演了关键角色。石峁文化与南西伯利亚的奥库涅夫文化、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存在文化相似性。
石峁为中华传统礼制提供了重要实证。石峁城以宫城为核心、多重城垣相拱卫的都城规划传统，被二里头、殷墟、周原等都邑性城址所继承，成为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基本模式。玉器是石峁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物质遗存之一，“以玉承礼”则是石峁社会高度发达的礼制文明的精神表达，石峁先民创造性地将玉器融入高等级建筑之中，形成了独特的“藏玉于墙”现象。在外城东门、宫城发现了大量有意嵌入或埋藏的玉器，器形主要为钺、牙璋、长刀、璜等。这些玉器并非随意放置，主要是在修建重要建筑或设施过程中有意埋藏。“藏玉于墙”不仅是一种精神信仰，更是一种权力展示。玉器是史前社会之礼器，得之不易。石峁统治者能够将如此大量的珍贵玉器用于建筑，一方面充分显示其对稀有资源的绝对控制能力，另一方面是要用礼玉构建一个区别于世俗的“神圣空间”，加强甚至神化自身权力和统治地位。这一做法，为中国的“玉礼传统”奠定了基石。
石峁石雕与玉器同为石峁文化的“明星”文物，以减地浮雕为主，兼有阴刻和圆雕，图像题材丰富多样，包括神面、人面、虎、鹰、蛇、牛、马等。其中，神面纹是数量最多、最具代表性的题材。从礼制类图像发展脉络来看，石峁石雕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它在继承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玉器上神人兽面传统的基础上，对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进行了创新，其图像母题和构图方式对后世礼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青铜礼器纹饰的主要来源。二里头文化的绿松石龙形器、三星堆的青铜神面、殷商青铜器上的饕餮纹，都可以在石峁石雕中找到其源头。
石雕
抢救与坚守：黄土高原上的石构遗产保护实践
石峁遗址核心遗存为大型石砌城址体系，整体格局完整，主要包含内外城墙体、皇城台、外城东门址及各类考古出土文物。除实体遗存外，遗址所处的地貌环境、场地肌理，也是承载遗址历史价值、体现古代营建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
皇城台坐落于遗址西区核心位置，台顶总面积约8万平方米，是一处由石砌护坡合围构筑的高台型城址。从整体保存状况来看，外城东门区段的墙体完整性与连续性最优。该区域已完成系统性考古发掘、抢险加固治理及保护性大棚搭建工作，遗存保存状态良好，内外瓮城、墩台、门塾等核心形制结构均完整保留。
外城东门远视图
石峁遗址地处黄土高原与鄂尔多斯草原过渡地带，历经数千年自然侵蚀与人为扰动，遗存本体长期受到风蚀、冻融循环、雨水冲刷、微生物侵蚀等病害的叠加破坏。区域汛期降雨集中、短时暴雨强度大，加之遗址土体结构疏松、含砂量高、抗冲刷性能差，极端降雨天气易引发坡面滑移、土体垮塌，是墙体破损和损毁的主要自然诱因。
长期露天赋存的墙体坡面及砌体灰缝处，普遍滋生乔灌木与野生杂草。这类植物根系发达，逐步撑裂墙体结构，引发局部松动、开裂甚至坍塌，严重破坏了墙体整体结构稳定性。除自然劣化作用外，遗址周边村落长期的农田深耕、土地翻垦等生产活动，持续扰动遗址浅层地层与房址、墙体基址，迫切需要推进移民搬迁工作，以便良好展示遗址的整体历史风貌。
已开展的保护工程
现阶段石峁遗址保护工作，重点围绕病害勘察、机理研究、风险评估及本体抢险加固开展系统工作。2020年，项目组完成《石峁遗址内城—外城城墙保护前期勘察研究报告》编制，全面排查、系统梳理各类病害的发育规律与演化机制。结合遗存损毁程度，明确近、远期保护工作时序，制定分类防控、分区治理的技术方案，为遗址系统化、科学化保护筑牢技术根基。
工程实施层面，目前已顺利完成外城东门保护展示、皇城台南侧遗存抢险加固、遗址入口边坡防护等多项重点专项工程。结合遗址“边考古、边保护”的常态化工作模式，最大限度保留遗存原始形制、传统工艺特征与原生赋存环境的真实性。
外城东门主门道
通过前期系统性勘察研究与专项加固工程落地实施，遗址墙体结构性失稳隐患得到有效管控，本体自然劣化速度明显放缓。依托专项地貌整治与水土治理工作，遗址区文物赋存的水土环境显著改善，同步完成局部区域生态修复，实现了遗址安全防控与历史风貌的双向兼顾。
当前，内城城墙整体保护方案、皇城台保护性棚罩建设方案仍在持续优化完善，遗址安防、消防、防雷“三防”基础设施、全域智能监测平台、保护性展示步道等配套工程项目正稳步推进落地。后续工作将紧密结合最新考古发掘成果、遗存动态监测数据以及病害发育特征，常态化开展遗址日常管护、病害综合治理、活化展示利用等工作，逐步构建适配石峁遗址遗存特征的长效保护体系。
遗址保护措施
石峁遗址本体保护工作，以完整保留遗址空间格局、形制特征与历史信息为核心目标，统筹推进本体保护与周边环境治理，科学阐释遗址核心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
遗存本体结构性加固。结构性失稳是当前威胁石峁遗址本体安全的核心隐患，主要表现为墙体开裂、砌体松动、局部土体悬空、边坡滑移失稳等病害特征。针对各类结构性破损问题，现场主要采用应急支顶防护、裂隙低压灌浆填充、整体防排水体系搭建、局部残体归安复位等综合性治理手段。
对于内外城残损严重、结构稳定性薄弱的墙体区段，遵循抢险优先、分步治理的工作思路，结合现场实地病害勘查评估结果，采取分类、分区、分期的综合治理模式。在保障遗址本体结构安全的基础上，逐步推进遗存本体修缮与周边环境提质整治工作。
遗址材料专项防控。针对遗址普遍存在的石质砌体风化、夯土酥碱、墙体盐析、表层土体粉化等材质劣化病害，项目组通过长期环境监测、土体与砌体材质理化试验，精准研判各类风化、盐害的发育机理，据此制定分区差异化、精准化的专项保护技术方案。对于存在悬空掏蚀、瞬时失稳风险，且不具备现场加固条件的脆弱遗存，采用原状回填封存的保护方式，有效隔绝水、风、盐蚀等外部侵蚀介质。
修缮施工过程中，优先选用耐候性强、性能稳定、与遗址原生材质适配度高的成熟保护材料。所有新材料、新工艺投入工程应用前，均需完成原位适配试验与对比验证，达标后方可施工。同时，建立常态化巡检、养护、病害动态排查机制，搭建完善的材质长效防护体系，持续延缓遗存材质劣化进程。
载体保护与环境治理措施。区域冲沟发育、坡面水力侵蚀，是制约石峁遗址长期稳定保存的核心环境问题。遗址环境治理坚持因地制宜、源头防控的治理思路，通过植被生态修复、严控区域农耕扰动、规范人类生产活动，从根源减少坡面土体扰动。同时对不稳定冲沟、高陡边坡开展专项加固治理，有效缓解自然侵蚀与人为活动对遗址的破坏影响。
石峁遗址区地形破碎、沟壑纵横，叠加区域短时强降雨的水文特征，坡面径流冲刷、沟道下切等病害频发，持续破坏遗址整体地貌格局与遗存赋存载体。通过系统化水土环境综合治理，可有效防控土体失稳、墙体返潮、盐析风化等次生病害。此外，遗址紧邻毛乌素沙地东南缘，长期遭受风沙堆积、风力磨蚀等危害，结合区域生态修复开展长效治理，实现风沙侵蚀常态化防控，稳固遗址原生赋存环境。
远期保养监测及预防性保护
石峁遗址保护工作坚持“考古与保护同步推进”的工作理念，全过程保障遗存的真实性、完整性与环境协调性。针对现阶段技术条件有限、无法根治的复杂病害与保护难题，主要采取临时支护、保护性回填等过渡性措施，为后续新技术、新方法应用预留保护空间。
数字化监测与科研赋能保护。依托数字化、智能化现代保护技术，搭建遗址全域动态监测体系，实现遗存病害提前预判、安全风险主动预警，推动遗址保护从传统被动抢修向科学化、精细化预防性保护转型。在现有保护工程基础上，围绕皇城台、外城东门、内外城墙体、高危边坡等核心保护区域，加密布设监测点位，进一步完善全域自动化监测网络。在原有墙体形变监测的基础上，新增土体含水率、环境温湿度、裂隙开合度、坡面位移、风沙淤积等多维监测指标，搭建全天候自动化数据采集、分析研判、风险预警体系，实现遗存病害动态监测、风险可控。
人为管控与预防性保护。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陕西省石峁遗址保护条例》《石峁遗址保护规划（2016—2030年）》等各项管控规定，从严管控文物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各类建设项目、生产作业及人为扰动活动。持续优化遗址展示利用模式，对非核心脆弱遗存、暂不具备对外开放展示条件的遗迹，优先实施保护性回填封存，最大限度降低露天环境下的风化损耗与人为干预风险，实现遗址长效预防性保护。
破壁与共生：从“单兵作战”到“镇园一体”的治理革新
在神木市石峁遗址管理处、高家堡镇、文旅集团的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遗址申遗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然而，工作推进中曾长期面临村组关系协调不畅、征地拆迁推进缓慢、运行管理权责不清等现实问题。
“过去，我们管理处在工作过程中面临两个问题。一是石峁博物馆周边配套项目征地不顺畅，涉及3个村组的土地，村民担心补偿不到位、怕后续没发展；二是项目推动力度不大，一个环境整治工程，涉及管理处的地界、镇政府的属地责任、文旅公司的运营区域，任何一方都难以单独推动。”神木市石峁遗址管理处副主任、协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晓虎感慨地说。
转变始于2025年7月，石峁遗址管理处处长刘亚功开始兼任高家堡镇党委书记。这一“双肩挑”的身份打破了行政壁垒。2025年9月4日，神木市政府印发《石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运营管理办法（暂行）》，全面实行“镇园一体化”管理。同年9月17日，石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正式成立，刘亚功兼任主任委员。神木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建鹏表示，协调委员会以党组织联建共建为纽带打破“单位壁垒”，推动政策衔接、资源调配、流程优化等方面高效协同。
作为神木市乃至陕西省首个以文化遗产保护为纽带的区域性党建协调组织，协调委员会创新性地将镇机关、石峁遗址管理处、文旅公司、派出所、学校、卫生院及周边4个村级党支部等10个基层党组织、310名党员整合为一体，由刘亚功担任主任委员，构建起“党建引领、区域联动、共建共享、融合发展”的基层治理新格局。这一变革立竿见影。石峁博物馆周边配套项目的征地工作迎来转机，协调委员会统一调度，镇政府干部讲政策、村干部讲情理、文旅公司讲前景，三方合力打消群众顾虑。
石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统筹石峁遗址保护
协调委员会创新构建坚持“一个中心”、立足“两个定位”、服务“三大园区”、紧抓“四条主线”、实现“五大目标”的“12345”工作新格局，回答了“干什么、怎么干、谁来干”的根本问题，确保各项工作深度融合、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实现了保护与发展的双赢。
协调委员会通过“工作联抓、要事会商、信息共享”三大机制，常态化抓实遗址管护、应急保障、便民服务、矛盾化解各项工作，以实战举措守护遗址文脉、服务广大群众与游客，切实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落到实处。
让遗址“活”起来：沉浸传播与公众共享的文化客厅
石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依托独特的文化资源，围绕价值阐释、公众服务、文化普及、学术交流、宣传传播等重点领域系统推进各项工作，让四千年前的史前石城融入群众生活。
完善展示体系，以学术研究支撑价值阐释。统筹规划遗址现场展示、石峁博物馆和数字体验三大板块。遗址本体坚持“保护优先、最小干预”原则，对皇城台、内外城垣、瓮城、角台、石雕壁画等实施保护性展示。石峁博物馆以“中华古国 文明王都”为主题，设四个单元，精选玉器、陶器、石器、壁画残片等珍贵遗存，联合考古专家打磨展陈内容，引入三维建模、VR虚拟复原等数字技术。在学术研究方面，先后举办石峁遗址突出普遍价值研讨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启动“百名考古学家讲石峁”文化项目。还将举办三部考古报告新书发布会及皇城台保护展示利用专题研讨会，为精细化保护与品质化开放提供学术支撑。
提升服务设施，优化公众参观体验。完成游客服务中心、休憩驿站、公共卫生间、母婴室、无障碍通道等便民设施升级。建立标准化游客服务机制，构建“总服务中心+分区服务点”的全域服务网络。组建由专业文博人员、资深讲解员、青年志愿者构成的服务队伍，推出人工定制讲解、扫码自助讲解、智能语音讲解等多元模式。实行常态化安全巡逻、动态客流管控和全域环境保洁。此外，由传统民居活化改造而成的“红心驿”便民服务与文旅赋能基地正式投用，成为遗址公园联结群众、服务游客、传播石峁文化、带动富民增收的重要载体。“‘红心驿’的建设紧扣‘党建+富民+服务’定位，实现了文物保护有力度、文化阐释有深度、公众服务有温度、惠民发展有实效。”高家堡镇镇长、协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大伟说。
拓展公共文化活动，推动文化遗产融入社区。常态化开展文化遗产“七进”活动，通过流动展览、主题宣讲、公益课堂、互动体验等形式，推动石峁文化走进校园、社区、机关、企业、村镇、军营和网络。面向青少年打造“石峁小工匠”系列研学课程，开发纹饰临摹、古器复刻、史前筑城体验、考古模拟实践等实践课程。围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博物馆日、传统节日等举办主题活动、专题讲座、摄影大赛、徒步探秘等群众性活动，研发文创产品。
构建立体传播，提升遗址社会影响力。央视《新闻联播》、央视纪录频道、日本广播协会先后推出石峁专题报道。依托新华网、学习强国、央视频等平台常态化推送专家解读、考古科普、遗址探秘等内容。借力国际学术研讨和中外文博交流，积极对接外国主流媒体，使石峁成为展示中华文明悠久历史与包容特性的重要窗口。
大遗址保护利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立足“十五五”规划新起点，各有关单位锚定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核心目标，持续深耕文物保护、价值阐释、公众服务、文旅融合四大主业。刘亚功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做好三篇文章：一是对标世界文化遗产标准，全面加强遗址保护、文物展示、文化研究、申遗文本编制、国际学术交流，力争早日将石峁推向世界舞台；二是拓展“红心驿”功能，打造“电商”“文创”“研学”多元业态；三是健全“镇园协同”长效机制，推动遗址保护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来源：中国文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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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晴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