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很多年里，只要提到榆林治沙造林，首先想到的就是石光银所在的定边、牛玉琴所在的靖边，以及奋力把沙漠阻挡在城墙之外的榆阳。近年来，神木林业成效显著，2022年全省沿黄防护林提质增效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工程现场会在神木召开，今年第29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纪念活动在榆阳和神木举行。
为什么这几年林草系统如此青睐神木？
过去40年，煤炭行业的蓬勃发展是神木对外的主要城市印象，近70年治沙造林的功绩被掩盖在“黑金”的镁光灯下，不为外人所知。
但我们梳理神木这几十年治沙历程中发现，北部沙漠肆虐、南部丘陵沟壑水土流失严重，神木森林覆盖率实现了从新中国成立初的3%到今天43.2%的蝶变。
建成了100万亩樟子松林、39万亩退耕还林、25万亩规模化林场建设、25万亩沿黄红枣经济林、20万亩马场梁卧虎寨油松侧柏林、20万亩臭柏林、10万亩大柳塔矿区生态林及訾大庄森林康养等生态基地。神木林业的成就值得关注。
依靠雄厚的经济基础，神木2022年在林业上的投资就达11.4亿元（含社会资金），整个“十四五”更是规划了50亿元——神木市委、市政府对治沙造林的重视和投入可见一斑。
“十四五”期间，神木计划每年投资1亿元实施沿黄防护林提质增效和高质量发展试点工程，在沿黄流域打造一条98公里长、5公里宽的绿色生态廊道，这是神木史无前例的黄河恢复治理工程。
熟悉神木的人都知道，神木沿黄主要是土石山区，但神木林业人通过凿石垒坑、无人机及索道运送苗木等措施，全力提升造林效率，保障绿化项目顺利实施，为全省乃至全国层面植树造林提供了崭新的样本。
可以说，神木是一座深藏不露的治沙典范城市。
近日，「上郡」实地走访神木多地，对话多名治沙前辈、老“林家铺子”，回顾、解读神木70年治沙植树历程，以及煤炭经济发展40年，“能源大县（市）”神木是如何平衡能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
今天的人可能无法相信，1949年前后，神木乃至整个榆林已经成为全世界沙漠化最严重的地区——几乎不太适合人类生存。
但更久远的历史上，神木水草丰茂。已探明的神木侏罗纪煤田，就证明远古时有大片森林。
《汉书》也曾记载，神木“水草丰茂，牛马衔尾”。到了唐代，王维在《吟新秦郡松树歌》中说“青青山上松，数里不见今更逢”。《宋史》也记载了杨家将在故里神木“防敌于边塞狩猎于林中”——这些资料说明，至少在宋之前，神木这片都堪称“山川秀美的塞北江南”。
但历史的人为，让神木从森林变成了荒漠。
诸多史料都证明，神木，乃至整个榆林身处边关要塞，战争是主旋律，生态保护根本无从谈起，秦汉两代大规模移民戍边，后来再大量屯田开垦，原始森林开始遭到破坏。
延榆绥兵备道、榆林府知府李熙龄纂修的《榆林府志》以及更早时的《延绥镇志》的记载中，至少清乾隆以后，神木沿边屡次放垦，牧区草原遭到破坏，导致流沙南侵。
到1949年前后，神木乃至榆林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水土流失和受沙漠侵害最严重的地方，没有之一——整个神木以明长城为界，北边衔接毛乌素沙地，沙子遍布；南边山区沟壑纵横、山无草木，水土流失严重。
驼队穿行在毛乌素大漠
回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光景，老一辈神木人只有一句“人被沙欺负得活不下去了”。
神木治沙英雄、全国劳模张应龙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治沙造林就是为了生存，如果房前屋后、田间没有防护林，庄稼种不成、房子也待不住，沙子会把房子掩埋掉；南部山区，不搞植被的话，一旦发洪水，土窑洞都保不住。”
那会儿的风沙能有多大呢？
一名上年纪的神木人对「上郡」回忆：“尽管神木县城有东西两山隔挡，但白天沙尘一来，遮天蔽日，必须得点上煤油灯，而且沙尘往往一来就半天之久。农村就更惨了，从头年11月到来年6月，一年一半时间都是风沙漫天，窗台上常年半扎厚的沙子，一出门浑身沙尘，呼吸间，嘴里就钻了沙子。”
这些场景，如今生活在绿色陕北的人是无法想象的，更无法体会风沙给人们带来的生存危机。
流沙侵袭让神木人“住”不得安宁，房屋被掩是常有的事，甚至在“半土质山区、半沙区”的南部山区，也会有一夜之间沙子堵门的情况，人们只能搬家。
房屋被沙子掩埋
很多老人给我们回忆起当时的遭遇，几十年过去了，还历历在目——“我们经常找不到老路，风沙一刮来就把路压了，只能绕着沙子再走，典型的‘路随沙走’，可能来时是这条路，回的时候就不一定了。”
一度，流沙毁路严重到养路队员对人生产生怀疑：“这是一辈子都干不完的活。”
甚至，风沙严重威胁着神木人的生存——庄稼根本种不到地里。
一位上世纪的神木林业人回忆：“1966年春天，窝兔采当遭受了一场罕见的大风灾，玉米刚种到沙地里面，大风携沙，种子都会被吹出来——一夜之间，刚入种的460亩籽种连同表土层全部卷走。为了口粮，人们只能搭着障蔽种庄稼。”
那些年风沙猖獗，人、房子、路、庄稼都站不住脚。
几代神木人深受风沙之苦，但他们没有钱也不知道怎么治沙，对此深感无力。这时国有林场出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北土地荒漠化严重，国家层面决定在沙地或荒漠化500亩以上的地方成立国有林场——这是一次生态保护意识的觉醒。
神木作为榆林荒漠化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在1950年就成立了“西北军改委员会陕北防沙林场神木分场”，随后公草湾、水磨河、尔林兔、新民和大柳塔5大国有林场陆续成立——这是神木治沙大军的“排头兵”。
那时靠近村庄的、离水源近的，具备耕种条件的土地都留给老百姓，难以治理的、水土流失严重的、风沙侵蚀危害性比较大的，全部留给国有林场。
为治沙，当时林场工作人员和当地老百姓同吃同住，亲身体验风沙之害，也深入其中与沙斗争。
1957年，刚从省林校毕业的大学生翁双成，告别八百里富庶秦川来神木治沙——刚到孙家岔林场时，吃完小米饭和洋芋蛋后碗里沉淀了一层沙子——他一辈子记忆犹新，但他都克服了，最终成了“沙地柏守护神”。
工人“引水拉沙
当时神木流传这样一句谚语“远看要饭的，近看挖炭的，再一看是林站的。”足见当时林业人的辛苦。
神木市新民林场场长杜云亭也说：“国有林场真是啃下了最硬的骨头，对神木治沙造林功不可没。”
国有林场牵头，当地乡镇、村民掀起了“集体造林绿化大会战”，这是上世纪50—80年代神木治沙植树的主旋律。
据《80年代陕北治沙实录》记载，那会神木县委、县革委经常空空荡荡，书记、主任都下公社去了；公社院子也没人，都到队里去了。那时书记、主任的办公室里都有一把铁锹，随时扛起就走。
神木一直缺水，种树时，村民要拉着骡子等畜力车运水，绵软的沙子，步步难行，车子陷进沙窝，还得将车子和水一起抬着走——据尔林兔林场场长李园伟回忆直到2012年，动力车才彻底取代了畜力车运水。
“树种好之后，为防止牲口和野兔啃树皮，妇女们端上自家积攒的猪血、羊血，把路边、渠边和人畜容易过往的树根上涂一遍。甚至窝兔采当大队的妇女为了加快搬沙丘进度，零下30多度的隆冬，她们站在沙丘上手端簸箕，随风送沙。”神木老林业人回忆。
神木人二三十年的抗争，流沙固定初步成功。
1978年，一件大事发生了：我国启动了“三北防护林”，神木乃至整个榆林的治沙造林走上一个快车道，神木也大胆创新了一些新举措。
一方面，神木迅速开展个体承包治理荒山荒沙——通过“谁造谁有，允许继承，允许转让，永久不变”，鼓励大户种树，植树效率提高了，农户还有钱赚。
张应龙回忆：“承接三北防护林工程是有补助的，从最早一亩50块钱，到后来的100—300块，现在一亩补助达到了1000块钱。”
这期间涌现出了先进治沙典型王永胜。1984年前，王永胜家周围只有几十株零星的、没成材的树木，连个铁锨把子和鞭杆都没有。承包治沙后，王永胜和妻子一年四季都趴在沙窝里，几年间，王永胜栽了1万多株树，植树种草500多亩——效率相当高。
另一方面，70年神木治沙史，绕不过“飞播”。
1958年，榆林第一次试验飞播，但成苗率只有3%。
流沙地造林难度大，这是世界性难题。20世纪70年代，流沙地飞播仍然是世界治沙事业的空白点。
长达半个世纪的榆林飞播，为世界积累了经验。1985年以后，联合国粮农组织十多个国家的官员和专家，先后到榆林考察学习飞播造林种草技术，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这一时期，神木治沙造林也以飞播为主，广泛飞洒沙蒿、花棒、踏郎、白柠条、沙打旺等灌木种子，对治沙功不可没。
榆林飞播带头人漆建忠穷10年动态观测，共积累10万多个数据。
他主编了中国第一部飞播治沙学术专著《中国飞播治沙》，起草了《中国飞播治沙技术标准》——这在科研和学术上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治沙本身。
2014年6月7日，最后一架飞播飞机在神木大保当机场降落，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飞播造林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90年代，神木造林面积近百万亩，基本实现了“人进沙退”。看着如今绿意广布的神木，张应龙感慨：“历史用1000年将神木从森林和草原变成荒漠，神木人用70年把荒漠变成绿洲！”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榆林，为了生存治沙是共同的命题，但不同县区面对的境遇，还是大有不同。
比如，榆阳区就一度以保护老城区为主，曾经全榆林60%的沙子都可怕地盘踞在榆阳周边，即将吞噬整个榆林城。
而神木处在沙地边缘，它治沙造林的另一层重要意义还在于：守住毛乌素沙地的最后一道防线——1957年底，榆林为阻止沙漠南移，在风沙区几个主要水渠边建设了八大农场，最东边就是神木的“尔林兔农场”。
将治沙斗争圈在沙漠腹地，神木无疑是榆林乃至整个大西北的功臣。
这之后，神木治沙造林又有了新的使命——近40年以来，煤炭带动榆林经济一飞冲天，神木是煤炭核心产区，但开采能源，生态环境不可避免遭到破坏。
1984年，《人民日报》一篇《陕北有煤田，质优易开采》让世人知道了这片黑金热土，此后几十年，神木逐渐成为煤炭出产中心。明年，神木将迎来煤炭开采40周年，这一节点上，煤炭经济与生态保护的命题更值得我们深思和探讨。
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沙漠化、生态脆弱历历在目；另一方面，煤炭开发初期，粗放式开采确实对神木生态造成了明显伤害。
据神木市林业局提供的资料显示，80年代中后期，资源开发导致森林被大面积破坏，且这种势头在不断加重，仅这一时期新建的采煤企业，就划1.2万亩林地为建设用地。
神木“沙进人退”的局面开始反弹——新中国成立后30年神木共造林77.2万亩；煤田发现的第三年，仍造林43.3万亩；但到了1990年造林面积仅8.8万亩，较1986年减少近80%。
这是个危险的信号！
神木意识到了严重性，将造林、森林资源保护工作提上议程。有了前面三四十年的经验，这次治理得心应手多了。
神木严酷的生长环境很适合一种叫“臭柏”的树种，它是沙漠的天生宿敌，沙有多厚，根就能扎多深，并且能很快长成一大片，将沙丘结结实实地网起来。
经过几十年种植，神木累计建成了20万亩臭柏自然保护区。
与治沙造林同步的是，林木破坏也一直没有消停，对此神木持续重手整顿，1996—2006年，神木累计查处各类林政案件608起。
时间来到1997年，中央提出“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一边是煤炭开采的逐渐加码，一边是生态环境要再上一层楼。神木林业进入了艰难的巩固推进期。但神木的理念是，“既然有很大力度的开采，那就需要更大力度的植被保护。”
林业建设五年大提升开展——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五个十万亩工程”……全国知名的治沙明星张应龙就是这时的典型模范。
不得不提的是，煤炭经济一定程度上也为植树造林提供了基础，如造林的补贴、退耕还林的补助，以及今天大规模的项目造林。
最早煤炭开采和利用率较低，常规植树造林还足以应对。但近20年来，综合开采技术确实让神木林业压力剧增——一名林业人士告诉我们：“综采使煤炭开采效率提升至80%多，煤挖多了，大量的塌陷区和地下水超采就出现了。”
开采量陡增，以往收取煤炭基金、生态治理基金等都不足以抵抗采煤对生态带来的伤害，神木开始“大面积植被恢复，小面积‘打补丁’造绿”。
“治理力度是很大的，投的钱、治理的规模、验收力度等等，确实下了硬茬了。”曾参与矿区修复的水磨河林场副场长魏巍介绍。仅2021年，神木就提取矿山修复治理基金20.26亿元，恢复矿山地质环境土地8.52万亩。
决心、力度、成果很明显，但就林业工作来说，矿山修复治理的难度无异于五六十年代人们征服沙漠。
“缺水就能把种树的人折腾死”——采矿区地下水超采，地上地下都没有水。
魏巍回忆2020年在孙家岔矿区种树经历：“8公里附近有河，可以用4节水管和3个蓄水池、水泵组合抽水浇灌。但没太久，河水抽干了。只能用水车到十几公里以外运水。”
即便艰难如斯，神木矿山修复还是有了成果。现在俯瞰神木，就会发现在神木版图的西北角植被较为稀疏的区域冒出一片绿色——大柳塔神东生态示范基地，这是榆林煤炭开采最集中的区域。
大柳塔煤海塞罕坝生态旅游区已经是国家AAA级景区，曾几何时，它是严重的采煤沉陷区。
70年了，神木治沙下一步该往哪走？
回顾过去，神木经过了第一个“煤炭黄金十年”。最近几年，煤价又企稳回升，迎来了全新的高度。
今天，摆在神木面前的是稳定的煤炭输出，以及背后国家能源供给战略的重任，生态保护局面更复杂。不过，盘点近3年来神木在林业层面动作，会发现神木在重磅加码“植树造林保护”及“矿区生态修复”。
神木市“十四五规划”中强调，要加速生态修复，重点构筑矿区生态绿色化新屏障——矿区修复是重中之重，神木林业上确定了“一城两廊三区”林草发展格局：
西北部风沙草滩区设立毛乌素山水林田湖草沙示范区，完善防护林体系；
东北边煤矿采空塌陷区，主打高标准生态修复治理，开采和保护齐抓；
南部黄土丘陵沟壑区，全面实施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目前，神木全市林草湿地总面积890万亩，包括林地423万亩、草地443万亩、湿地24万亩——神木以榆林市17.5%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榆林市18%的林木面积，以及近1/4的草地面积，成就斐然。
这两年，神木在林业领域的投入备受关注。
去年神木实现GDP 2231.47亿，位列全国百强县第8位。地方财力雄厚，神木在林业上也是大手笔投入。去年投入11.4亿元，今年投入11.5亿元。官方信息还显示，“十四五”神木计划在林业领域投入50亿。
在林业上有如此投入反映出神木本届领导班子对林业的高度重视。要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神木积极响应，围绕城区和神木沿黄流域打造生态廊道。
在神木沿黄，打造一条长98公里、宽5公里，近500平方公里的生态廊道，比神木过去70年造林面积的1/7多——这还不算在窟野河、秃尾河两条黄河一级支流，每年各打造10公里生态廊道。
这绝对是大工程！
神木这几年有财力作支撑，但光有钱还不够，熟悉神木的人都知道，神木沿黄流域多为石头山——这样的地理条件怎么种树？
“在这样史无前例的困难面前，我们想尽一切办法给石头山披上了绿色。”一名神木林业人说。
站在神木沿黄线的马镇白家山，放眼望去是无数片乱石中生长的树苗。
上述林业人给我们介绍：“石头山上挖不了坑，就用空压机、电镐凿出石头坑，再运土填坑；土层浅薄，山势陡峭留不住土，就通过垒石坑、深栽深埋大规格苗木等方法固土——目前，共垒石坑11.2万个、凿石坑7.5万个。”
他还介绍，黄河沿岸没有路运苗，很多时候就启动无人机空运，要么从山上拉索道，向半山腰送树苗……这是从未有过的植树方式。就在这样步履维艰的情况下，神木沿黄流域绿色廊道项目，已栽种各类苗木近100万株。
我们还注意到，有别于过去几十年的“旧路”，神木现在林草建设主要采用“项目管理制”，以往的“义务植树”更多成为一种传承和文化。
“义务植树”在整个神木70年治沙中功不可没，几乎每个神木人都参加过义务植树，这也是神木人刻在骨子里的记忆。但义务未必专业，树木的成活和后期的管护很难保证。
近几年，神木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神木林草建设执行项目管理制。项目制最大的好处是，专业团队能保证种树的成效。
因为是政府采购，神木创立了严格的四级验收制：造林公司自查验收、林业局及更高单位复查验收、第三方及社会团体抽查验收、林长制办公室联合政府督查室、纪检委核查验收——环环相扣。
这四层验收组织或机构，分别在种树后的一个月、半年后、一年以及两年时间点进行成活率验收，后三次树木成活率至少在90%，只有验收通过，造林团队才能拿到相应比例的项目款。
不得不说，神木通过现代的项目制，让植树造林变得更专业化。
神木、榆林乃至整个陕北的70年治沙植树史中，有极为动人和意味深远的一幕：
1953年3月，苏联专家聂纳洛科莫夫来榆林指导推广“防沙板”挡沙，当时苏联“用挡板挡沙”的经验在全世界都非常先进，但榆林沙害迅猛蔓延和肆无忌惮的程度远超苏联专家的预估——最终，苏联人的方法在榆林失败了。
榆林林业人都非常沮丧。
几天后，时任林业部长梁希带着苏联专家一行12人考察。在镇北台上，这位年过70岁的老林业人抬头盯着镇北台上长得一棵榆树，对身边的榆林人和来访的苏联专家说：“这么干旱的地方都能长树，榆林就没有地方不能植树。”
他一语中的。我们自己最重大的命题，还得靠自己解决。我们成功了。
2017年，神木成功创建成省级森林城市，引起广泛关注与讨论。这个名头，来之不易，意义非凡。
从全世界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灾害最严重的地区，到一座“森林城市”，谁说这不是我们最大的转变呢？(供稿：神木市林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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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欣阳
